弘扬我国清廉德教的优良传统

龚汝富重典治吏和峻法惩贪是我国历代吏治的传统，但无数彪炳史册的包公、海瑞、况钟式的清官廉吏，都是非刀铡缧绁震慑养成。他们廉洁奉公、勤政爱民的浩然正气，是与我国为官清廉的传统道德教育密不可分的。封建社会有着重人治而轻法治的致命弱点，但人治中却也蕴含许多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成分，尤其积累几千年的为官清廉的官箴吏训，堪称清廉德教的宝典，对于我们今天颇具启发和借鉴作用。

清廉既是立政的根本，又是为官最基本的品格要求。清廉内则律己修身，外则表帅服众。唐代武则天《臣轨》盛赞“廉平之德，吏之宝也”。其实，早在春秋时期，晏子便说过“廉者，政之本也”。秦代《为吏之道》把“清廉毋谤”列为吏有五善之一。汉代董仲舒则以为“至廉而威”，马融直言“立身惟清”，他们都认识到只有廉洁奉公方能树立榜样和威信。唐代诗人杜荀鹤有诗云：“字人无异术，至论不如清”，把清廉置于为官立政的万善之首。宋代吕本中《官箴》提出“清、慎、勤”是居官诀要，后来康熙御书这三字，刻石赐内外诸臣作为座右铭，尤以清廉作为整饬吏治的首要任务。而此前，明朝朱元璋训谕地方官“惟廉能约己而利人”，清代顺治皇帝在即位诏中倡言“国家安危全系官僚之清廉”。可见我国历代吏治非常重视涵养官吏清廉品格，把它提高到惟系国家兴亡盛衰的高度来认识，并注意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丰富清廉德教的传统。我国古代对为官清廉的道德教育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：

第一、清廉是为官立政的份内事，因而应当自觉保持清廉的情操。北宋陈襄《州县提纲》讲到“居官不言廉，廉盖居官者分内事”。南宋赵鼎诫子孙“凡在仕宦，以廉为本。人之才性各有短长，固难勉强，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”。真德秀《西山政训》在强调为官必须律己以严时进一步指出：“万分廉洁，止是小善一点，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”。清代陈弘谋《从政遗规》更加透彻地指出：“清乃官箴之始基，不足恃也。居官者以廉之一节自满，而种种戾气秕政伏焉”。自古以来，我国不是把为官清廉看成一种道德理想来追求，而是当作为官立政最基本、最起码的清廉道德规范来要求。

第二、清廉是为官行政的基本前提。元代揭奚斯在劝勉友人时曾说过“廉非为政之极，而为政必自廉始”。因为清廉则寡欲而存公心，公正则处事妥贴以理服众而政通人和。元成宗非常重视吏治，再三强调：“诸牧民官不先洁己，何以治人！”顺治皇帝对此作了更为详实的阐发：“大臣不廉无以率下，则小臣必污；小臣不廉，无以治民，则风俗必坏”。把官风与民俗联系起来，官场腐败堕落是民俗浮薄的内在诱因，官吏不廉，上行下效，社会风气必然恶化，强调清廉是官员履行教化、抚绥百姓的职责所在。

第三、要保持清廉，就必须厉行节俭。汉代循吏最重要的品格是清廉，最高尚的生活准则便是节俭，因为只有节俭的生活方式才能保持清廉的品格。明代徐榜《宦游日记》曾明确指出“凡人贪淫之过，未有不生于奢侈者，俭则不贪不淫”，认为节俭可获养德、寿、神、气之四益。陈弘谋也以为“惟俭足以养廉”，郑端《为官须知》劝谕官吏“第一要节俭，莫谓官为钱树，便可取给”。陈廷敬在上疏中还指出了节俭与养廉的因果联系：“奢俭者，贪廉之根柢，欲教以廉，先使之俭”。明代正德年间，何文渊治理温州六年后改为他任时，温州百姓夹道欢送这位节俭廉勤的父母官，他坦然赋诗云“行囊不载温州物，惟有民情满腹中”，道出了自己清廉节俭、无愧于百姓的高尚境界。

第四、摒弃私欲，禁戒贪污。明代扬昱《牧鉴》引广昌何氏言，“居官须要淡薄，若欲美食美衣，则俸禄有限，必至贪财”。清代汪辉祖也认为当官“不节必贪”。贪污历代被认为官之首恶，《诗经》曾痛诋“贪人败类”，秦简把“居官善取”列为吏有五失之一，清代康熙和雍正二帝告诫群臣“治国莫大于治贪”，“治天下首在惩贪治吏”。而禁戒贪污就必须摒弃个人私欲，否则贪婪妄取，形同强盗。北宋郑侠就讲过：“无功于国，无德于民，若华衣美食，与盗无异”！自宋至明州县颁行的著名戒石铭则更具有禁戒贪冒的深意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。南宋叶留《为政善报事类》首列“家无私积”和“公廉律身”的历代典范，把禁戒贪污置为廉政善报之初阶。因贪污导致败名丧德、亡身覆宗，历代更不乏警训，元代张养浩《牧民忠告》认为贪冒获罪“上孤国恩，中贻亲辱，下使邻朋蒙诟包羞”。唐代元载六百斛胡椒与清代和万贯家财，也成为贪污聚敛贻笑天下的话柄。